作者｜托尼·朱特（Tony Judt,1948-2010）著名历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
认同是很有诱惑力的：每个人看起来都同意每个人、不同意见被妥协的传统磨平时，社区生活就容易得多。这些缺失或者被破坏了的社会或社区都不会顺利运行。但是，认同是有代价的。如果一个封闭的意见圈或思想圈从来不允许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或者只在规定的和程式化的范围之内才允许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那么它将不再能充满活力地、富有想象力地回应新挑战。美国是建立在小社区的基础上的。任何在这些地方住过一段时间的人都可以证实，自然的本能是给成员的公共行为加上一种规范性的一致。在美国，早期定居者的个人主义倾向和他们为少数派和个人异见提供的宪法保护，部分抵消了这种特性。但是，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等人指出，两者的平衡早已倒向了认同。个人仍然可以自由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如果他们的意见和大多数人意见相左，他们会发现自己成了弃儿。至少，他们话语的影响会陷于沉寂。英国曾经有所不同：一个传统的君主国，统治者是允许甚至纳入异见、标榜其宽容是美德，并以此保有权力的世袭精英。但是，这个国家变得更不精英、更大众化了；像托克维尔有可能会预言的那样，公共生活里那一缕非认同的特性逐步在减少。今天，在从政治正确到税率等所有问题上与公认的意见相左的有力异见，在英国也和在美国一样差不多凤毛麟角了。非认同有很多根源。在宗教社会中，尤其是在有正统宗教——天主教、英国国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的社会中，最有效、最持久的异见传统都根植在神学差异中：英国工党于1906年一个主要由非国教派的组织和运动组成的联盟中诞生，这并不是偶然的。阶级差异也是培育异见态度的肥沃土壤。在按阶级划分的社会里（或者按种性划分的社区中），那些处于底层的人有强烈的动力，就他们的境况进行抗议，而且，推而广之，对造成这种境况的社会制度进行抗议。近几十年里，异见一直与知识分子密切相关：这个阶层的人最初支持19世纪末对滥用国家权力的抗议，但在我们的时代，他们更以反对公共舆论的发言和写作著称。可悲的是，当代知识分子对关键性的公共政策表现出的兴趣明显不大，而选择在似乎更明确的伦理规范的论题上进行干预或抗议。这样一来，他们就把关于我们应当如何管理自己的辩论留给了政策专家和“智库”，而在这些地方，非传统的意见很少有立足之地，公众也大都被排斥在外。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同意某项具体的法律条文，而在于我们就我们的共同利益进行辩论的方式。打个众所周知而十分明显的比喻：在美国这里，任何关于公共开支和福利，或者其他关于政府的积极角色的话题，都会很快违反两个免责条款。第一条，要求我们一定要全面支持保持最低税额，尽最大可能地“把政府排除在我们的生活之外”。第二条，事实上是第一条的煽动性变种，就是声称我们中谁也不希望看到“社会主义”取代我们运转良好、建立已久的制度和生活。欧洲人扬扬自得地认为他们不像美国人这样顺从。他们讪笑那么多美国公民退入宗教栅栏，使集团发言取代了独立思想。他们指出加利福尼亚地方全民公决的有害后果：资金充足的创制权投票，毁灭了世界上第七大经济体的税收基础。但是，瑞士最近的一个全民公投，禁止了在这个只有四座清真寺尖塔、几乎所有穆斯林居民都是来自波斯尼亚的世俗难民的国家修建清真寺尖塔。从闭路电视摄像头到强化的、侵犯性的治安，这个世界上“过度知情的”和极权的民主制度的一切，英国都驯服地接受了。在很多方面，今天的欧洲比当代美国要好，但欧洲远不完美。甚至知识分子也屈膝妥协了。伊拉克战争中，绝大部分英美公共评论员放弃了所有独立思考的幌子，遵循着政府路线。在战争时期本来就更难对军队和其他处于政治权威的人提出批评，此时更是被推到了极致，被人们当作某种类似于叛国的行为。欧洲大陆的知识分子能够更自由地反对这次仓促行动，但这也只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领袖本来就模棱两可，他们的社会也意见不同。持有不同意见、力劝易怒的读者或缺乏同情的听众所需的道德勇气，在所有地方都供不应求。但是，至少战争像种族主义一样，提供了明确的道德选择。即使今天，大多数人都知道他们是如何看待军事行动或种族偏见的。但在经济政策领域，今天民主国家的公民们实在是学得太过谦和。人们告诉我们，这些问题是专家的问题：普通人根本不能理解经济学及其在政策上的意义——这个学科的日益深奥和数学化的语言，也强化了这种观点。很少有“外行”会在这些问题上向财政大臣、财政部长或他们的专家顾问们挑战。如果他们斗胆这么做，他们会被告知——就像中世纪神甫会告诉他的教众一样——这些问题不需要他们费心。礼拜仪式一定要用一种那些已经得道的人才能懂得的晦涩的语言吟唱出来。对其他所有人来说，信仰就足够了。但是，信仰不够。英国和美国的经济政策的皇帝——更不用说他们从塔林到第比利斯各处的追随者和崇拜者——都是一丝不挂的。但是，由于大部分观察者长期以来就和他们有相同的剪裁偏好，他们无法表示反对。我们需要重新学习如何批判统治我们的人。但是，要有可信度地批判统治我们的人，我们必须从我们和他们一样被套住的一致性的圈子中解放出来。解放是意志的行为。除非我们对目前的处境感到足够愤怒，否则我们便不能指望重新建构我们的公共对话，它已和摇摇欲坠的物质基础设施一样残破。没有一个民主国家可以在蓄意的谎言基础上发动非法战争，然后还逍遥法外。异见和异见活动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的所为。发动法国革命的人，像新政和战后欧洲的改革者和策划者一样，都比他们之前的人要明显年轻得多，这绝不是偶然的。年轻人不会退缩，而且更有可能直视问题，并且要求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们也比他们的老一辈更容易受到非政治主义的诱惑，亦即政治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么堕落，我们应当放弃它的思想。确实，在有些情况下，“放弃政治”是正确的政治选择。在东欧共义政权统治的最后几十年，“反政治”、“犹如”政治和动员“无权者的力量”都曾经有过它们的位置。这是因为在极权政府下，官方政治都是赤裸裸的权力的合法化：绕过它们本身就是激进的破坏性政治行动。它迫使政府面对其局限性——或者是暴露其暴力的核心。然而，我们不能从全权政府下英勇的异见者的特例中得出普遍性的结论。确实，70年代的“反政治”榜样，加上对人权的强调，大概使年轻一代的活动家们相信，既然传统的变革渠道被堵塞了，他们应当放弃传统的政治组织，投入未受妥协污染的、注重单一问题的非政府团体。结果，寻求“参与”的年轻人首先想到的是加入无国界医生等机构。道德冲动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共和国和民主国家唯有依靠其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才能存在。如果关心公共事务的公民或曰积极公民放弃政治，他们就将他们的社会遗弃给了它最平庸和腐败的公仆们。今天的英国下议院实在惨不忍睹：一屋子的傀儡、应声虫和职业的阵营追随者——至少和它在1832年一样拙劣，那是下议院最后一次被强行改组、其“代表们”都丢了肥差的时候。美国参议院曾经是立宪主义的堡垒，如今也退化成了自己矫揉造作、功能失调的滑稽模仿品。法国的国民议会甚至都不想上升到国家总统的批准图章的地位，总统可以随心所欲地绕过它。在宪制自由主义的漫长的世纪中，从格莱斯顿（Gladstone）到林登·约翰逊，西方民主国家处在一个明显更优秀的政治家阶层领导之下。不管他们的政治亲和力如何，莱昂·勃鲁姆（Léon Blum）和温斯顿·丘吉尔，路易吉·埃诺迪（Luigi Einaudi）和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代表着一个深受道德和社会责任影响的政治阶层。究竟是时势造就了这些政治家，还是时代的文化使拥有这样的品质的人进入了政治领域，还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今天，这两个动力都失效了。从政治上来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矮人的时代。但这就是我们仅有的一切了。议会选举、国会选举和选举国民议会议员，依旧是我们将公众舆论转化为法律下的集体行动的唯一方式。因而，年轻人一定不要放弃对我们的政治机构的信心。当60年代联邦德国的年轻激进分子对联邦共和国和联邦议院（Bundestag）丧失了所有敬意时，他们组成了“议院外行动组”：巴德尔迈因霍夫帮（Baader-Meinhoff Gang）的毫无方向性的恐怖主义的前身。异见者必须停留在法律范围之内，通过政治渠道达到其目的。但是，这并不是消极或妥协的主张。共和国的机构被腐蚀了，特别是被金钱腐蚀了。更有甚者，政治语言本身也被抽空了内涵和意义。大部分美国成年人都对他们被统治的方式、制订决策的方式和特殊利益集团所施加的过分影响感到不满。在英国，民意调查表明，人们对政治家、政党机器及其政策的幻灭感前所未有地强烈。忽视这些感觉是不明智的。本文选编自《沉疴遍地》，经过整理。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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